本文作者是一位因骗取票据承兑罪、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、拒不执行裁定罪被起诉的企业家。在这起案件中，他在近4年关押期间几经波折：一审被定罪，上诉重审减刑，不服再上诉，后经最高检督办，二审终审无罪。他根据自身的体验，结合对法学名著的长期学习后写成这篇感悟文章。
深圳海太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兴荣。曾主笔起草过国家公务员法16个配套法规中的2个，参与过另外3个。
2015年11月因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分局刑事拘留，12月被逮捕。
2016年8月岳麓区检察院以骗取票据承兑罪、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2017年3月检察又追加起诉了拒不执行裁定罪。
岳麓区法院审理认为陈兴荣在与东莞杉杉电池公司、兴业银行深圳龙岗支行签订的保兑仓融资业务中骗取承兑汇票9700万元，造成担保单位杉杉公司损失4935万元。
同时，岳麓区法院在审理海太阳公司拖欠湖南杉杉新材料公司货款案时，陈兴荣擅自使用了法院查封的400万元库存材料，收到2000万元销售款未履行法院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。
2017年12月一审判决陈兴荣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徒刑二年十个月、罚金十万元，犯拒不执行裁定罪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决定执行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。
陈兴荣不服上诉后，长沙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8月以部分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裁定发回重审。
2018年11月岳麓区法院重审后仍然认为陈兴荣构成犯罪，只是将拒执罪刑期降为一年，合并刑期减少至三年一个月。陈兴荣仍然不服提出上诉。
2019年9月2日，第二次提出上诉后，长沙市中级法院以两罪均存在尚不能排除的合理怀疑，判决撤销岳麓区法院一审判决，宣告陈兴荣无罪。
我主要从事核心技术品牌打造，专长是“可靠性工程”（美国叫“Reliability Engineering”）。在我打造核心技术品牌成功进入世界寡头市场后，一场蓄意合谋构陷，把我卷入了刑事案件。我们向中央建议、投诉、举报后，最高检察院督办公开庭审直播，二审平反，完全无罪判决了。
首先，我同意沈德咏前首席大法官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无罪推定》的全部观点。同时，我有话说。
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和民营企业的安全经营，都有赖于“无罪推定原则”的落实和相关法律的彻底实施。
一、关于无罪推定的科学思考
存疑，就是刚开始，问题处于开放状态，没有结论。思考一个问题，一上来就下结论，就与科学相违背。
“先入为主”，更是未接触问题，就已经有了结论。俗称成见。
“有罪推定”，就是先入为主。公安侦查，就下结论有罪，就是一上来就下结论，未经验证。
“无罪推定”，法院审判之后，确定是否有罪，才符合科学精神的存疑。
“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”。有了调查，不等于就有了判断权。
主观判断，需要个人能力。问题是刑事案件，不能主观判断。
刑事案件，去掉主观判断，是避免冤假错案的起点。它，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，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必须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，所做判断，必须能做出充分验证。
验证，必须经过特定程序，是一个“去主观化”的过程，就是排除个人感觉、感情、金钱意志、权力意志，仅仅依据事实、证据的过程。
亚里士多德说过：“法律可以被定义为’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’”。又说：“要使事物合于正义，须有毫不偏私的权衡，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。”
验证，是严格遵循完全符合性的。有任何一点不符合，逻辑上说不通，就是还有疑问。具体到刑事案件中，就是罪名成立，还有疑问。
基于验证这一科学精神，刑事司法中，质证的完整性，必须得到充分保障。辩护人和法官，必须有高的质证素养。
科学的验证，是必须“可重复”和“可重现”的。刑事案件，从立案侦查，到拘留，到逮捕，到起诉，到审判，都必须符合“可重复”和“可重现”的科学精神。
同样，涉嫌犯罪的事实本身，也必须是完整的全过程都符合可重复可重现的科学内涵，而不能是截取事实过程的片段或碎片。取部分事实，片段事实证据，就没有科学性。
D基于科学精神，判断犯罪，只能是在依照调查验证之后。
“一切结论，只能是在调查研究的结尾，而不能是在它的开头”。
不预先判断，不主观判断，经过完整的过程程序的验证和论证后，得出结论，做出判断，才是科学判断，科学办案。这就是符合科学的无罪推定。也就是说，办案，只有无罪推定，才是科学的。
有罪推定，是违反科学的。它是先入为主，它是未经验证下判断。在科学时代，实行有罪推定，违背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，是在演出愚昧剧。
我国古代的司法，就是如此。有罪推定下，刑讯逼供，完全合法，造成冤案无数，正义缺席。长此以往，民不聊生，只能引来平均每二三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，然后掀起腥风血雨，使得“昔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社会，是由人组成的。社会的一切权利，都是人的权利。一切的社会规则，包括法律，都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即人权。人权本身，包括个体人权和类人权。类人权是个体让予由社会来行使的共同人权。类人权，通常包括了对个体的服务和约束两个方面。
人类社会，禁止侵犯同类。惩治犯罪，就是基于保护类人权包括其它个体人权、人类秩序、人类环境等等，约束个体，直至剥夺个体生存权。
马克思：“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又说：“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。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，正像地界是由地标界定的”。
无罪推定，指向的就是保护个体人权。犯罪，即严重侵害其他人的权利，必须受到惩处。在二者之间，存在平衡问题。
但现代社会，对于犯罪的惩处，要么剥夺“自由权”，要么剥夺“生命权”。而且在整个惩处过程中，都尽可能保护个体的“人格权”。被确认犯罪，处以“自由权”惩罚的，生存权和人格权不得被剥夺；被给予“生命权”处罚的，剥夺生存权，但不剥夺“人格权”。
无罪推定，保护人权，决定了被确认犯罪之前，自由权不能被剥夺。原则上，不得预先羁押剥夺自由权。这就是取保候审普遍化原则，羁押例外原则。
但是，个体人权与类人权，需要平衡。如果嫌疑人继续侵害其他人的人权风险高，则嫌疑人就不得不限制自由权，包括限制居住和羁押。
这就是法治发达国家，普遍推行羁押例外原则的人权原因。
贝卡利亚：“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：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他人，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”。
我国有几千年文明史，但文明史并不是法治文明史。我国是在近代受到西方挑战后，才逐步社会文明转型，真正系统推进转为法治文明，则是工业化基本达成后的。
我国的乡村较多保存了传统的文明。可以看出：我国村乡县，恰是法治文明最为薄弱的，越到基层，其法治文明素养越差。
在太多地方，一个人涉嫌犯罪，就被公众直接当作罪犯，甚至为嫌疑人辩护的律师都会被认定为“为坏人说好话”，不少情况下，嫌疑人也仅仅因为被调查或拘留，而被亲友划入另册，被疏远。当然，这并不是所有人。
古罗马的西塞罗就已经懂得：“法律的意义在于对所有的人适用和有效”。
我国自商鞅变法以来，人民群众被法律剥夺得不剩底裤。
1949年，我们彻底推翻废除了这些，恢复了基本最底层的工人农民阶级人权。
2013年以来，看守所制度做了改革，劳教制度也被废除。收容制度，也在改革中。
目前，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核心问题，就是如何杜绝个人或被围猎的团伙，对于司法公权力的滥用。
司法上，割断“有罪推定”与“无罪推定”的措施，极为必要。就是：
A真正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，改变现在必要性审查基本上是，“过一段时间给个不符合取保候审规定的答复”的局面；
B除了涉嫌暴力犯罪、公职类犯罪、惯犯类的，对其它嫌疑，实行羁押例外原则，进行审查；
C把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作为高级恶惩治，同时，推出“司法人员拒不执行法律罪”，确保人民群众有控告权，在侦查到审判阶段，确保程序法和实体法得到科学严格实施。
有人说过：“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”。
2012年以后，我国从严治党，强力反腐，扫黑除恶，进行了大力整治，但许多人依然不收手，认为自己手中有权，身后有保护伞，有强大的关系网，惩治不到自己头上，而且“法不责众”。
因此，在进行初心使命这样的软体建设的同时，把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犯罪作为高级恶，长期高压反腐惩枉，予以扫除，极为必要。必须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否则，整不了这个“硬核”。
日常，应该让人民群众依据“司法人员拒不执行法律罪”，控告追诉。（编辑刘永恒）
